阳明文化的传播
发布时间:2021-05-19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宁波日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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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阳明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早在明代,阳明文化即传入日本,随后传入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等地,成为整个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之际,在“东学西渐”的洪流之中,大量西方外交使者、来华传教士与旅行家开始向西方介绍中国,包括阳明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文化由此传入欧洲,成为欧洲启蒙运动者吸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市社科研究基地——阳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传播基地、《阳明思想的欧美传播研究》课题组,组织专家学者,重点梳理阳明文化在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等三国的传播历史,分析其传播阶段、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总结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规律与特点,以此来勾勒阳明文化在欧美传播的概貌。

阳明文化在美国的传播

蔡亮,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从16世纪到18世纪,英语世界对王阳明的认知,主要来源于欧洲传教士的汉学著作英译本。1588年,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英译本出版,书中记录了与王阳明相关的历史事件“宁王宸濠之乱”。1741年,法国著名神父、汉学家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发行,阳明文化正式进入英语典籍。阳明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美国社会了解阳明文化提供了便利。

一、19世纪: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对阳明文化的关注

1817年,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与苏格兰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刊《印支搜闻》。1818年,该刊翻译和发表了王阳明的《谏迎佛疏》一文。1834年,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在其主持的《中国丛报》第2卷中转载刊登了此篇翻译。译文的编者按,介绍王阳明创作该文的用意在于劝谏正德皇帝化佛为儒,以儒为宗,同时指出该文是认识儒家学者思想和中国逻辑的优秀案例。

19世纪下半叶,阳明文化在英语世界的持续传播,为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知识储备。密迪乐在《中国及其反叛者》、伟烈亚力在《中国文献纪略》、托马斯·沃特斯在《孔庙从祀者介绍》、艾约瑟在《教务杂志》等著作中,纷纷向英语读者介绍王阳明的生平和哲学思想。

此外,与日本社会的广泛接触,间接加深了美国社会对阳明文化的了解。美国东方学家格里夫1870年至1874年曾在福井和东京工作,格里夫发现“O yōmei(王阳明的日语发音)的思想为日本的文明开化和国家再造打下了基础,认为王阳明的哲学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思想界。

二、20世纪:恒吉的译介与阳明文化在美国的传播

20世纪初,《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翻译出版,成为阳明文化在美国传播的里程碑事件。1900年底,德裔美国人、美国卫理公会成员恒吉来到江西,并在此生活了7年之久。恒吉常驻的庐山牯岭教堂,离白鹿洞书院、秀峰山记功碑和文殊台等阳明遗存相去不远,他在江西的经历为其日后翻译阳明思想奠定了基础。

1911年1月,恒吉受聘成为金陵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任教金陵大学期间,他开始着手翻译王阳明的著作,版本为余姚阳明后学施邦曜辑评的《阳明先生集要三种》。恒吉的翻译得到包括刘靖夫、李瀛和刘靖邦等中国同事和朋友的帮助。译著的出版得到德裔美国学者和出版商卡洛斯的支持,1914年,恒吉的论文《王阳明:中国之唯心学者》就发表在卡洛斯主持的《一元论》杂志上。此外,恒吉在金陵大学的学生陶行知毕业后赴美留学,并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融汇了杜威和王阳明的教育哲学。

1916年,译著《王阳明哲学思想》在美国出版,美国哲学家托福茨在译著的序言中评价:阳明哲学是“寻求真理的人说的是一种共同的语言”。1917年,The Open Court杂志在《名家荟萃》栏目编者按指出,阳明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可与康德的实践唯心主义相提并论,王阳明作为东方圣人的地位得到西方人士认可。1918年,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称:“伟人和伟大的思想家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译著的出版让“王阳明迎来了属于他的时代(Mr. Wang is coming to his own.)”。

恒吉的译著促发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界对王阳明思想的广泛探讨,1921年,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断言,恒吉的译著将长期成为西方有关中国哲学史最有价值的书籍之一。1936年,神学学者夔德义以恒吉的译著为学术支撑,完成其硕士论文《王阳明的良知之说》。1945年,哲学学者威廉·雷瑟分析王阳明对陆九渊思想的捍卫。1950年,日裔美国作家米尔顿·村山分析王阳明与禅的关系。1953年,汉学学者倪德卫梳理阳明后学对知行思想的发展等。

20世纪下半叶,在美华人学者群体,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对阳明思想的译介和传播。在张君劢、陈荣捷、唐君毅、黄秀玑、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李植全等人的持续推动下,阳明学研究在美国迎来一个新的高潮。1962年,张君劢出版《王阳明:中国16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1963年,陈荣捷出版译著《王阳明〈传习录〉及其他著述》。1976年,杜维明出版《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始,阳明思想在美国的研究之风逐渐兴盛。这一风潮催生出一批美国阳明思想研究的重镇,其中尤以夏威夷大学最具代表性。该校拥有哲学系教授摩尔和陈荣捷于1950年创办的《东西哲学》以及成中英于1973年创办的《中国哲学》,上述两份季刊成为英语世界阳明思想研究的重要发布平台。

20世纪下半叶,阳明思想研究领域见证了一批美国汉学家群体的成长,包括倪德卫、柯雄文、安靖如、安乐哲、艾文贺、狄百瑞等。1982年,柯雄文出版专著《知行合一:王阳明的道德心理学研究》,他将“知”理解为道德知识,并进一步将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提升到道德认识论的范畴。1983年,狄百瑞出版《中国的自由传统》,强调阳明心学延续了儒家道统中的个体自由精神和变革精神。

三、21世纪:阳明文化在美国传播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一大批研究成果的涌现,美国的阳明文化传播呈现出两个显著的新趋势。其一是美国汉学家从西方伦理学领域角度,思考如何将儒家伦理学说“为我所用”。2007年,万白安出版《早期中国哲学中的德性伦理与后果论》。2009年,安靖如出版《圣人之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上述两部著作都重点讨论如何实现王阳明思想的当代转化,这一新趋势延续和发展了柯雄文所倡导的立足西方道德伦理学转化阳明思想当代价值的思路。

其二是当代西方主流哲学家开始关注如何将阳明思想“为我所用”。2002年,弗里西纳出版《知行合一:通往知识的非表征理论》,他认识到知行合一的普遍意义,即其具备世界性的可分享价值。2010年,迈克尔·斯洛特作为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开创者,尝试着在阳明伦理思想中挖掘有益于其学说发展的思想资源,发现西方同情(sympathy)概念与王阳明伦理哲学中“同感”观念非常接近。有别于汉学家的研究,美国主流哲学家“为我所用”的诠释新趋势具有激活阳明文化生命力的深刻意蕴。

美国学者伊来瑞注意到改革开放后阳明思想研究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之势,他将这一现象归纳为“中国大陆王阳明研究的复兴”。21世纪,阳明文化在美国传播的两大新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这种“复兴”,也契合了当下阳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

阳明文化在法国的传播

赵超君,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从17世纪晚期开始,王阳明的著作引起法国研究中国历史和哲学思想的耶稣会传教士和汉学家的注意,他们通过各自对阳明文化的译介或阐释研究,将这一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文化传播到法国乃至欧洲。

一、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阳明文化在法国传播的起源

阳明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下半叶。1685年路易十四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向中国派遣首个耶稣会传教士使团,这批传教士在1687年7月23日抵达宁波,最终进入北京,觐见康熙皇帝。赴华使团成员将大量书信、书籍及丰富的中国物产传回法国,并在法国引发“中国热”,中国思想文化也随之进入法国人的视线,逐渐为人所知。

在此期间,两部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专著,均提及王阳明及其思想。第一部是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所著的《中华帝国全志》,该巨著被称为“法国古汉学的不朽著作”、西方汉学三大名著之一;该书第二卷节选了1538年版的《王阳明文集》中的阳明师生对话,并由赴华耶稣会传教士赫苍壁译成法文。

另一部是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历时六年翻译著成的《中国通史》,此书以朱熹的《通鉴纲目》为蓝本,并在博采其他史书的基础上完成。1770年,该书甫一出版,便成为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目。《中国通史》一书中记载了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的军功,详细记述其在主要战役中的一系列重要战略运作,但并未对其思想学说进行系统阐述。

二、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阳明文化在法国传播的新进展

19世纪,有关王阳明及其学说的汉学研究在法国持续展开,在一些描述中国历史、词典或百科全书类的著作中可见王阳明的痕迹,如汉学家考狄所编著《西人论中国书目》等书,但局限于简要介绍他的生平和事功,或是选译他的一些文章,而缺乏对王阳明及其思想系统性的学术研究。

进入20世纪,阳明文化在法国的传播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专注于王阳明哲学思想学术性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尤以王昌祉和他的《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最为突出。王昌祉是首位获得巴黎天主教学院神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神父,后又获得巴黎大学文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王阳明的道德哲学》在1936年出版,是西方第一本研究王阳明的学术专著。在该书的导言中,王昌祉指出中国的哲学思想将追求人的道德完美作为主要目标,这一点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阳明思想正是中国道德哲学思想中的典范。《王阳明的道德哲学》一书主要介绍了王阳明的生平,解释了王阳明关于心即理的思想,以及这一思想与朱熹思想的区别。该书重点讨论“良知”的含义,以及如何发现和践行良知。

除了王昌祉,同时期的一些法国学者在编撰中国哲学史时将阳明文化列为研究对象,戴遂良便是其中的代表,当时他在直隶东南献县耶稣会任职,倾心汉学研究。1917年,他出版《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书中介绍了阳明先生在贵州龙场的悟道经历并总结了其思想的重要内涵,并提及阳明学说对日本的影响。同处献县教区的法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裴化行,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阳明思想进行了解析。他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智慧与基督教哲学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一书中,介绍了王阳明思想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并选录了部分王阳明的诗词和信件。他对阳明思想的论述主要概括为:王阳明的哲学是形而上的理想主义;与朱熹的理学思想相比,王阳明的哲学更具有解放思想的特质;阳明心学和关于良知的思想具有主观性和直觉性。

三、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法国汉学家对阳明文化的专业化探索

二战以后,法国汉学界出现了明显的研究领域专业化的现象,在哲学领域深耕的法国汉学家们在研究明代哲学思想时,对王阳明及其思想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特别是以程艾蓝和王论跃为代表的法籍华裔汉学家,对阳明文化展开了专业性更强、视野更开阔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阳明文化在法语世界的传播。

程艾蓝现为法兰西公学院中国思想史教席教授,凭借其中、法双重身份的先天优势,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审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1997年,“儒莲奖”获奖著作《中国思想史》的第五部分第二十章《明代思想对心的再重视》中,专门有一节标题为《王阳明》,收录了她对《传习录》和《大学问》重要章节的法语译文。程艾蓝用王阳明的语言忠实呈现其“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等一系列主张,再从汉学家视角对这些思想进行了阐释解读。她认为王阳明将孟子内在论和禅宗直觉论结合在一个共同的概念——“心”之中,将“心”之体验置于首位,肯定“心”包容一切的优先性,通过对“心之本体”的重新肯定来思考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

进入21世纪,比较学视野下的阳明思想研究得到进一步强化,代表人物为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王论跃,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儒学和新儒学、哲学与文学话语分析、中国思想史等。在2010年发表的《上海及哲学的现代转折点——十六和十七世纪江南地区的哲学传统:以王阳明为中心(1472-1529)》一文中,简述了王阳明的生平和主要思想,肯定阳明心学是自朱熹理学之后的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阶段。同时他将阳明思想与欧洲其他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提出可以把以阳明学派为代表的“直觉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比较,认为“直觉主义的现象学解释有助于对中国思想进行现代理解”。

阳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

孙晓彤,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阳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30-50年代,苏联学界开始从语言学和哲学领域关注阳明文化。60年代后,苏联学界对阳明文化的研究更趋客观和理性;70年代后,相关研究呈现领域细分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及至21世纪,在多元和开放的文化发展态势下,阳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一、20世纪30-50年代:阳明文化获得苏联学界关注

目前所知,最早记录阳明学的苏联著作是1936年出版的第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其中在由苏联汉学家彼特罗夫编写的《中国哲学》一节中指出,王阳明是中国15世纪、16世纪广受赞誉的唯心思想家,其世界观中可以找到主观唯心和直觉主义元素,阳明学在中国形成了众多流派及追随者,并对日本产生了深刻影响。

1935年,语言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撰写《动乱与革命年代的中国文化》,文中称王阳明为最著名的晚期儒学改革者,阳明学在中国和日本被赋予很高价值。1942年,阿列克谢耶夫通过翻译《古文观止》中王阳明的三篇经典文章,表明他对阳明思想的肯定态度。休茨基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他对阳明思想非常着迷,1935年,他在自传《生活录》中写道:中国古典哲学最吸引我的不是周朝古代哲学,而是从葛洪到王阳明的中世纪哲学。从阿列克谢耶夫写给休茨基博士论文《中国经典—易经》的评语中,我们得知休茨基一直希望写一本关于王阳明的专著,但这一愿望未来得及实现,他就去世了。

1940年,彼特罗夫撰文指出,阳明学是从极端主观唯心主义转化来的直觉主义哲学,这篇名为《中国哲学特写》的文章被收录到论文集《中国》中。1947年,拉杜里-扎杜罗夫茨基在《儒学及在日本的传播》中强化了此观点,他认为阳明学既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又是神秘的直觉主义哲学。类似主张在上世纪50—60年代被众多百科类文献所引用,如《哲学百科全书》《苏联百科全书》等,这也成为当时苏联哲学界看待阳明思想的主流观点。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苏联阳明学研究主要受到日本的影响,《儒学及在日本的传播》中记载的日本阳明学者观点成为当时研究的主要依据。囿于时代的局限及学术专著和译本的匮乏,苏联阳明学研究在当时未能获得专业、系统的发展。

二、20世纪60-80年代:阳明文化在苏联学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0世纪60年代,随着苏联解冻思潮的兴起,哲学界掀起新哲学运动。70-80年代,苏联哲学界逐渐向细分化、专业化和系统化发展,阳明文化由此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0世纪60年代,众多阳明研究成果得以发表,虽褒贬不一,总体肯定阳明思想是对理学的发展。这一趋势在《哲学百科全书》(第四卷)(1960-1970)中即有体现。康拉特在《西方与东方》中称,王阳明是中国哲学界最后的“文艺复兴”式代表和创新型哲学家。1970年,巴日涅耶娃在《中国文学》中指出,阳明学动摇了当时中国儒学的基础,并引发了教育思想的变革。1974年,李福清在《内部规律和相互关系研究(17世纪远东文学)》中认为,王阳明是理学批评家。可见,苏联学界开始重新认识阳明思想,观点也更趋理性和客观。

在此基础上,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科布泽夫团队,开始了对阳明思想系统和专业的研究。1977年,科布泽夫发表《王阳明:认识论和良知学》。1979年,科布泽夫的博士论文《王阳明哲学》通过答辩,之后,他发表了系列相关学术成果,如《“物”的概念和王阳明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问题》《王阳明哲学中的传统认识论思想综述》《王阳明和道学》《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问题研究(从孔子到王阳明)》等。

1983年,科布泽夫总结先前研究成果,出版专著《阳明学和中国古典哲学》,他在书中称阳明学为“主观唯物主义”,确切说是“主观自然主义”。一方面,他提出了苏联学界未知的哲学范畴——“主观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对立标准不适用于阳明学,而“自然主义”更准确。1985年,卡拉别其亚茨在《阳明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书评中肯定了上述观点,并指出阳明学的主观性是主观唯物主义(确切说是自然主义),而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他坚信,阳明学是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终点和顶点,更是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和世界观的关键。

这一时期,苏联学界对阳明学展开新一轮讨论,他们更理性地区分东、西方哲学,更辩证地看待阳明学在中国及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阳明文化已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绕不开的内容,但此时它在苏联的传播主要局限于学术界,并未走入普通民众。

三、20世纪90年代至今:阳明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全新发展时期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研究领域开始呈现出繁荣景象。同时,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及中俄政治文化的密切交流,使中国哲学思想在俄罗斯得到更广泛关注,阳明文化在俄罗斯也得到了空前发展。进入21世纪,阳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逐渐突破学术界走入普通民众。

以科布泽夫团队为代表的汉学家群体新成果不断涌现,2002年,科布泽夫总结多年研究成果,出版专著《中国新儒家哲学》。书中对王阳明个人及其学说的历史影响,文学遗产,阳明学与理学、道教、佛教的关系问题做了详细介绍,附录还收入了部分译著:包括《大学问》和《古文观止》中三篇有关王阳明的短文。此后其团队相关研究成果均被收录到六卷本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及其他百科全书中。

进入21世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将创立阳明学研究中心、建立俄罗斯阳明学会纳入该所发展战略。近年来,鲁登寇等一批阳明学研究的后起之秀相继涌现。2019年,俄罗斯科学院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了“阳明文化战略合作协议”,俄语版《传习录》的译介工作在合作推进中,中俄双方学者希望携手为阳明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来源:《宁波日报·社科苑》2021-5-13(8)